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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从无到有 他组建我国灾后心理救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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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吴康康(右二)将受灾群众安抚在云南盈江灾区。

2008年6月,吴康康(左二)在四川绵竹灾区开展了咨询活动。

爱国斗争者

11年是漫长而短暂的。

11年前,在参与汶川地震后的心理援助时,吴康康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研究所)的研究生。现在,他是心理学研究所国家心理援助联盟的秘书长。

“我最自豪的是心理部门前主任张伟的愿望的实现,以及建立国家联盟和心理援助的长期机制。”吴康康说。

近年来,他去了四川宜宾和贵州水城。哪里有灾难,哪里有心理援助,就有他。不久前,他从四川省宜宾地震灾区返回北京。

当举行“喝咖啡,聊天可以赚钱”的那一年,吴康康说他只能经常“说话”。

在灾后心理援助领域顽固地进行了探索,这种援助仍然很小且相对没有维持。吴康康说,尽管这个过程很艰难,但他非常高兴。

我第一次认为“心理学很有用”

吴康康首次接触灾后心理援助是在2008年。

那一年,汶川地震阻止了许多人失去家园和亲人。地震发生后,在当时的导演张伟的推动下,心理组织迅速组织了一支心理救援队前往灾区。

这是整个心理整体的行动,也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心理援助。

吴康康的导师也在援助团队中。他想去灾区并向教练发送电子邮件。导师认为他没有太多经验,他会等到情况稳定。 2008年6月12日,地震发生一个月后,吴康康来到北川协助心理学家。

这是吴康康与大规模死亡的第一次密切接触。这也是第一次发现“心理学有用”。它实际上可以发挥作用甚至拯救生命。

对于国内心理援助,2008年是分界线。以前,心理援助活动只是分散和分散。汶川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在中国开设心理学的高校都派遣师生前往灾区,心理援助开始为公众所知。

虽然他多年来一直研究心理学,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对如此众多受灾害影响的人们,特别是丧亲之家的恐怖,吴康康却不知所措。

他只能阅读更多内容并了解更多信息。 “灾区的早期工作与志愿者的工作相似。我基本上做了一切。“吴康康说,当他真正开始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时,让他感到最困难的是如何与受助者建立互信。关系。

灾区的东方汽轮机厂受到严重影响。为确保安全,灾后整个工厂的家庭区域被封锁。工厂的员工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物品搬到临时板房区域。

为了快速熟悉这里的工作人员,吴康康经常去帮助他们搬家。虽然他们每天都疼,但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在短时间内与东方汽轮机厂的员工合作。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克服了工作中最大的困难。

吴康康继续在绵竹和四川德阳度过近两年。从那以后,他的脚步跟随着灾难的脚步,到达了玉树,舟曲,盈江,阎良等十几个灾区。

发现专业标准

11年前的地震改变了包括吴康康在内的许多人的命运。

毕业后,吴康康留在心理办公室,成为全国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人员的极少数。同年,40多名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只有他在灾后才留在心理援助领域。

在张伟及其前辈的脚步下,吴康康开始思考如何使灾后心理援助更加专业化。

在汶川地震期间,国家心理专业的师生蜂拥而至,但由于经验不足,灾区人员经常遭到“骚扰”和伤害事故的发生。

“我们一开始并不太了解,通常会使用评估工具来访问群众,例如你家里是否有家人。”吴康康说,但这种诽谤适得其反,“即便在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防火和防盗心态'”。

“我们现在不会接受调查问卷,但会记住它。在建立关系后,我们将等待受访者敞开心扉。”吴康康说。

在这么多年的心理援助工作中,吴康康一直难以忘怀,是一个八九九岁的小女孩。这个女孩变得自闭症,不喜欢说话,因为她很害怕。在心理援助人员的陪同下,她逐渐变得开朗,成为小型志愿者的领导者。

“当我们离开时,她远远地跑到我们的车后面。”吴康康说,他感动和痛苦。他意识到与亲子关系造成的次要心理伤害不容忽视。

“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志愿者和辅导员离他们太近,孩子们会特别喜欢坚持你,觉得你可以替换他们已故的亲属。但实际上,志愿者和辅导员的服务时间很长,之后所有,有必要去。“吴康康说:“所以当我们与孩子相处时,我们会注意自己的身份,并告诉孩子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让他们慢慢接受以避免二次伤害。”

中国的心理援助,以心理科的“国家队”为基础,逐步规范和成长,进行了一些探索。

基于这些实践,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理论也不断进步。近年来,吴坎坎参与探索了适用于国人的心理创伤诊断标准。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心理援助技术平台,建成了拥有38万名受灾群众的包含多项生物与心理健康指标的数据平台,并形成了系列流行病学、症状分类和临床干预研究报告。

培养当地心理援助力量

相比于这些成绩,让吴坎更有成就感的,是他亲手推动建立起一支长期致力于灾后心理援助的队伍。

据2009年的媒体报道,在四川地震灾区工作过半个月以上的心理干预志愿者虽有近2000人,但有经验的心理援助者却相当稀缺。

2015年,在心理所现任所长傅小兰的支持下,吴坎坎作为秘书长推动成立了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把有经验的、仍在做心理援助的专家和专业志愿者聚集了起来。

截至目前,联盟已有专家100余人,成员单位65家,可随时调用并参与灾后心理援助超过1个月的专业志愿者150余人,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全国各省市的应急管理的专业心理援助队伍体系。

他们现在的工作模式是,灾难发生后,联盟工作人员首先进行需求调研,了解好是否需要派人、派什么人、在哪里能开展工作等情况,同时与当地政府、医院、基金会等机构取得联系,随后派出有经验的志愿者进行了为期1年、3年或5年的心理援助工作。

“我同事都调侃我是个‘大忽悠’,为了第一时间组建高效、专业的团队,经常抄起电话、打开微信就问谁谁谁能去灾区吗?”吴坎坎笑称。

还是在2015年,吴坎坎还推动成立了公益组织“北京中科心理援助中心”。“仅靠我一个人打电话、发微信去发动志愿者肯定不太可能,而且联盟组织相对比较松散,这个中心的成员基本是和我一起从汶川地震走过来的,都是经验非常丰富且有热情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吴坎坎说。

“专业、长期、可持续,这是对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基本要求。”吴坎坎说,要做到这一点,仅靠临时驻扎灾区的志愿者是不够的。因而,张侃此前就提出,要通过开展培训、组织课程比赛等活动,培养当地的心理援助力量。

经过多年发展,依靠当地力量已成为我国心理援助的特色。“我们培养了一批当地力量,包括教师、妇联工作人员等,点燃了星星之火。”吴坎坎说。

“但我们感觉目前的力量还是不够,当多个灾情同时发生,就有一下子被打回原形的感觉。”吴坎坎坦言,“心理援助做了这么多年,可主要还是我们这些‘老人’在做,新队伍的培养工作任重道远。”

近两年,他开始尝试从一线抽离,站在心理所这个国家队的立场,从更高层面看待心理援助。

“我们正在抓紧培训更多专业人员,比如国家救援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中的专业心理疏导人员等。”吴坎坎说,他如今琢磨更多的,是怎样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如何推动心理援助成为一个学科,以及怎么推动国家政策落地。

汶川地震之后,国务院陆续将“心理援助”写入震区《灾后恢复重建条例》,5年后,《精神卫生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心理援助的内容。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Ⅰ、Ⅱ、Ⅲ、Ⅳ级应急预案都提到“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受灾省(区、市)做好医疗救治、卫生防病和心理援助工作”。

“前10年有了政策,那么今后10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让政策发挥作用。“吴坎坎说。

(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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